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“戎”即武事，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之一。两周时期，出师之前要祭社杀牲、并以血涂鼓；战争当中行卜筮之事，向先祖、河神致祭，祈求胜战；战后行献俘礼，宴享将士、抚恤亲属。属于武事的还有田狩之礼，即大蒐礼，晋侯曾多次行大蒐礼，教民以礼，整顿军队，任命将帅。考古发现的大量车马器和兵器，多是戎马仪行的见证。

　　春秋以来，贵族阶层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利用鼎簋等礼器，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同时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其它青铜制品，来表现自己的尊贵和富有。因此，使用带钩、铜镜、精美刀具、弄器等日渐成为一种时尚，并且以此作为善自约束、端正衣冠、彬彬有礼的一种精神文化追求。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生活用器作为修身之“礼”，是礼乐制度内涵的延伸。

　　夏、商、周时期，山西境内华夏与戎狄交错杂处。晋国建立后，与周围戎狄战争不断，同时文化交流也很频繁。

　　多年来，山西发现的青铜器，有来自塞伊玛—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、鄂尔多斯式兽首刀、鹤嘴斧、动物形牌饰；还有来自两周诸侯国的鲁侯鬲鼎、吴王夫差鼎、秦式短剑等。这些青铜器反映出当时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。

　　春秋以降，周天子势衰，诸侯争雄。西周以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　　伴随晋国称霸的历程，晋卿赵氏逐渐崛起。赵衰、赵盾、赵鞅（简子）等赵氏宗主屡掌晋国政柄，地位显赫。赵简子谋略宏远，营建晋阳，开创晋国新局面，死后葬于晋阳。太原赵卿墓即赵简子之墓，从随葬的青铜器、玉器及车马坑等情况看，其等级和规模堪比诸侯，为我们再现了春秋晚期的制度革新和社会气象。

　　战国时期，列国争雄，变法图强，百家争鸣，变革是时代的主题。青铜器作为传统礼制重要载体也发生新的变化，三晋青铜器成为整个中原地区的杰出代表。精巧的造型，广泛的分布，反映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。新的礼器组合鼎豆壶的出现，反映出“礼”随时代的潮流而改变。

　　秦汉以降，中国社会由列国纷争走向多民族统一。青铜器不再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，而是步入到寻常生活。质朴、实用的风格，折射出别样的时代精神。